人要習慣孤獨-《暑假作業》導演張作驥專訪


人要習慣孤獨-《暑假作業》導演張作驥專訪

文/放映週報   王昀燕

張作驥新作《暑假作業》是繼《爸…你好嗎?》、《當愛來的時候》,另一探索家庭關係的作品,以一款抒情清簡的筆觸,敘述一個男孩如何度過一個寂靜又嘹亮的夏天。影片主角大雄(楊亮俞飾)生活在擾攘的都市,雙親正協議離婚的他,在學期末了被送到鄉下陪伴獨居的爺爺(管管飾),面對活潑野性的新同學、靜謐開闊的郊野,他逐步打開了心扉,對於成長有了新的領悟。
《暑假作業》劇本歷經多次修訂,最早是以張作驥的兒子為本,劇情中亦融入他孩子的真實性情與生活習性。訪談間,張作驥屢屢對於因忙於拍片,疏忽與孩子相伴而表示愧疚,鍾情於創作的他甚至直言:「如果能再重來一次,有幾部戲我會真的不拍了,我會陪我兒子。」
過去,張作驥拍戲時經常把兒子帶在身邊,兒子最常跟他講一句話:「爸爸,那我現在要幹嘛?」他忙於工作,無暇他顧,總是只能要他去找誰誰誰,做些什麼事兒。不拍戲的時候,他們相偕去玩,張作驥便拿起相機,衝著他猛拍,亦留下為數不少的父子合照。有一段時間,他忽然決意不跟他合照了,也不拍他,因為再多的相片也無法取代真正的依靠;若日常生活中能有實質的相處,拍不拍照也就無所謂了。
張作驥說,拍《暑假作業》時,有一天他突然看到兒子的背影,卻不認得了,本來個頭小小的他,轉瞬間,竟比他要來得高壯。什麼時候變這樣了?孩子分明每天都在身旁,卻沒有用心看,對於他成長過程中的種種幻化習焉不察,一驚覺,時光已大把大把流逝。
張作驥早期的作品陽剛而兇猛,作為「親情三部曲」最終曲的《暑假作業》,較之前兩部,放得更輕了,盧卡諾影展總監卡洛夏特瑞安(Carlo Chatrian)則以「宛若一陣拂面而來的夏日微風」形容本片。《暑假作業》像是父親的懺情錄,注入了他希望孩子明白的道理。本期「放映頭條」專訪導演張作驥,談論本片拍攝計畫變革、籌備與執行歷程,以及他作為一個創作者、一個父親的領會。

 

《暑假作業》這個企劃構想歷經多年,期間屢有變動,最早,您拍完《蝴蝶》時就曾表示接下來要開拍《暑假作業》,後來卻相繼拍了《爸…你好嗎?》、《當愛來的時候》,過去您提到這部片子時,曾說要採用 2D 動畫,但最後並未如此呈現。能否請您先談談這個企劃的沿革?以及最終為何選擇以此樣貌呈現?

張作驥(以下簡稱張):我的小孩子從四歲開始由我接手照顧,直到六、七歲,我做任何事情時他都跟著我,拍《蝴蝶》時尤其如此,去蘭嶼、去很多地方,那時有一種愧疚,覺得自己從事這個工作,疏忽了跟小孩子相處的太多時間,雖然他在我身邊,但那種相處是真的沒有靜下來聽他在講什麼,所以很想告訴他一些事情。片名「暑假作業」這四個字是他寫的。
 
一開始很想拍他,以他為主,但我突然想到父親跟我講過一件事情,他是外省第二代,我的電影他都看不懂,他希望我拍一部他聽得懂的電影,看不看得懂沒關係,他要聽得懂。我父親講了一句話:「你知道嗎,我們民國三十八年來台灣的所謂外省人,是很辛苦的。」為什麼?他們來台灣時並不會講國語,我父母親是廣東人,來這邊又要學國語,學完國語又要學閩南語,像我母親,閩南語比國語還厲害。因此,我的整個計畫就改了,先拍《爸…你好嗎?》,裡面有各種語言,包含廣東話,大量的國語,也有原住民族的語言、閩南語、客家話。
 
拍完後,心想,下部片真的要回來拍《暑假作業》了,但很多觀眾說:「你都拍了爸爸,不拍媽媽噢?」也對啦,那就拍媽媽囉。本來沒什麼靈感,後來在香港,朋友請我吃飯,看到酒促妹,覺得這種行業太棒了,就寫一個這樣的故事。《當愛來的時候》也打亂了我整個計畫。做完之後,又想回到原來的計畫。其實這三次的劇本完全不一樣,第一次是以我的小朋友為主,第二次是小朋友和我的過去混合在一起,第三次就把我拍《10+10》的〈穿過黑暗的火花〉那個案子加起來,所以本來《暑假作業》是有戰爭場面的,要到金門去,估了預算,將近一億。因為金門都是古蹟,不能炸,只能透過 2D 動畫呈現;除外,1949 年時金門是沒有樹的,所以看到樹必須全部塗掉,後製費用相當高。去年去找錢的時候發現,台灣的企業主對民國三十八年的事真的沒興趣,大陸倒是希望我去拍,他們對這題材非常有興趣,但這牽涉到說法的問題。所以爺爺的背景就不能到金門取景,因為預算太高,光是《10+10》那個短片大概就一千萬。最後祇得改劇本,就回歸最基本的命題:到底是誰的暑假作業?小朋友的。因為屈尺我很熟,我覺得那個地方應該介紹給都市人,就再改了新一版的劇本。對小朋友的這個戲,我只有一個理想──做普遍級。

關於這部片,您曾寫了一句短短的話:「孩童的笑聲、小河的流水聲、森林的樹葉嬉鬧聲,一直深深地根植在我的心中。」這是您童年的回憶嗎?

張:念專二時,有一段時間,因為我有摩托車,常去新店、烏來,以前我很喜歡看人家打籃球,也喜歡看人釣魚,人家釣魚釣八個小時,我可以站在旁邊看五個小時。大家往新烏公路走,不外乎幾件事情,雲仙樂園、烏來泡溫泉,沒有人會彎到屈尺,它是被人忽略的一個地方。屈尺有個燕子湖,從空照來看,很像燕子的翅膀,對面就是濛濛湖,在二、三十年前,很多人談戀愛就是到濛濛湖,那地方隨時會產生大霧,很漂亮,片中的管管家就在水池前面。其實從市區過去不到十分鐘就到了,它就在翡翠水庫入口處的旁邊。

無論就實際地理區位或片中呈現而言,都可看出屈尺距離台北市區很近,儘管如此,生活形態及價值觀卻有天壤之別,這是您在片中主要想凸顯的嗎?

張:回到人身上,其實父母跟小孩子相處,即便住的不好、簡陋一些,物質條件不佳,但精神的東西有沒有呢?我唯一拍了一部普遍級的,沒有髒話,什麼都不能有,當然一定是要談一下這個囉,我也不能搞笑。本來有投資者希望我找小彬彬,但那不是我的習慣。不管城鄉差距,物質生活或精神生活,我要找到一個對比,反映在新店、屈尺的小朋友,和一個都市來的小朋友身上。這個都市小朋友隨身的配備就是我兒子的配備,我兒子需要什麼就給什麼,在都市裡面教育小孩子,我自己都犯了很多錯誤,基本架構我就用我自己對兒子的看法,放到他身上。片中談城鄉差距,也涉及都市人對網路的依賴,像Facebook,孩子習慣人家幫他按讚,生日也是假的,所有都是假的,但他擁有很多。另外一邊的家庭是什麼都沒有,他們有動物、有螳螂、有視野。有句話很重要,他們問大雄:「你家花園有沒有圍牆?」我們在各地放映,每個地方的觀眾對這句話都有感覺。

拍攝團隊在前期做了大量的採訪調查,主要對象是大台北地區的國小學童及教師,此一訪調計畫的構想是來自於您嗎?

張:因為我不能用我自己兒子作為單一標準,他是一個宅男,跟人群不大相處,我用他做標準怕會失去很多東西。另一方面,我去找演員,因為屈尺廣興國小只有二十七個同學,既然如此,我就找二十七個人,便到各個學校去找,結果從十一個學校找到二十七個非常特別的孩子,有體型較胖的、沒有人緣的、永遠搞孤僻的。當然前提是,他們必須不怕蚊子,那地方真是,在拍片現場,四邊全放蚊香,有一次,下大雨,我穿了短褲,在燕子湖旁邊,釣竿才丟出去,低頭一看我的腿,就把竿子收回來,下半身大概被一千隻小金剛攻擊,腳腫得跟什麼一樣,心臟差點受不了。那邊每個地方都有蚊子,真的是受不了。基本上,小朋友也得花時間適應環境,要整合他們真的要花很多耐心。

團隊在向老師諮詢時,側重的問題諸如:「學校有什麼比較著名的特色?」「老師有出過什麼特別的暑假作業嗎?」「關於數位化和少子化的影響下,對於教學上有沒有什麼困擾或幫助?」「單親狀況多嗎?」,頗切合本片論及的問題。經過這一波田野調查,對於您的拍攝有什麼幫助嗎?

張:一部電影不是那麼偉大的事情,但在整個溝通的過程裡面,找資料的時候,我們也大致知道到底老師怎麼應對。我們去的大部分都是都市,當然鄉下學校也有,導演組或製片組去執行訪調的人,原先對數位化、少子化也是不懂,藉由老師一講,他們就會懂了。這二十七個小朋友要跟我們相處兩、三個月,這些問題是不是也是我們劇組的問題?拍攝期間,工作人員都是老師,所以學校老師的疑難雜症我們必須要先知道。為什麼這部片子老師看了比較有感覺,因為有些東西我們把它放進去了。

您當初在選擇小朋友時有什麼標準?湊在一起的群像希望是什麼樣子?

張:這二十七個小朋友,我們當然希望找外型很有趣的,要有特色。我們最後篩選了五十幾個,然後就到魚池去辦活動,為期三天的體驗營,再從中挑出二十七個,畢竟太有個性、不能合群,那也沒辦法,至少要跟兩三個人混在一起,一直黏父母親的也沒辦法,然後他必須適應那邊的生活,不怕水、不怕樹、不怕蚊子。裡面被叮得最慘的是小亮(楊亮俞),叮到整個腿都是包,偏偏他是屈尺人,他是屈尺國小的,屈尺國小選了兩個人,一是他,另一是大熊,他們是同學。
 
每天現場都非常可怕,那當然是我們自己造成的,譬如,有一個人會拉小提琴,同學認為他非常愛現,他就認為你們這群人就是沒有音樂細胞,他常會被圍攻。要小朋友演戲,如果真實生活中他們能建立一種團隊默契,那是滿好的,有些生活上的戲要他們自己撞,才可以撞得出來,他們沒辦法演,要去演一個假的,不可能。所以我們幾乎都按照正常上下課時間,把他們每天都接到學校去,不管他有沒有戲,都來學校,玩在一塊,我們也找到很好的贊助商,讓他們每天吃冰淇淋。他們都很活潑,問題是,不聽管教,非常痛苦,現場老師都得出面管訓。

本片從選角、試鏡到訓練長達半年,在選角上有沒有碰到什麼困難?

張:這部片去年七月底才準備開拍,因為我沒辦法決定哪一個主角。我要決定兩個家庭,一個是管管這邊,另一是撿破爛的家庭。演員方面調整了一個多月,情勢很緊張,因為小孩子的邏輯是暑假一放完就不用拍了,所以我們就變得非常趕。
 
小亮很早就決定了,但誰演他妹妹?我要不要再多加一個弟弟?要看他們互動得夠不夠。後來我決定那個妹妹之後,我覺得他們倆互動可以,從頭到尾一直在抬槓、吵架,太像兄妹了。他們也可以好,也可以不好。最重要的是,管叔是可以管得住他們的。管叔住花園新城,小亮也住花園新城,他們早就認識。
 
我的習慣是這樣,如果有家庭分子,同一家庭的人不一定要非常像,但一定要有一種氣質,要臉型都差不多,才有遺傳的感覺,尤其這些人都沒演過電影,說服力要更強,一看就像一家人。那種生疏感小亮是可以做出來的,因為我們把他隔離,跟同學故意不熟,很多場合都不讓他參與,他就很傷感,問道:「為什麼我不能參加?」我說:「不行,因為你是外地來的。」
 
再來一個決定就是對面那個家。他們必須跟大自然接觸,敢抓螳螂、敢抓麵包蟲、敢抓所有的東西,敢下水,敢爬樹。這個家庭就比較難定角,女孩子能爬樹爬那麼快的很難,那很難耶,高四米,超過二樓,站到上面去也沒護欄,小花一上去還跳,原住民小朋友不禁大喊:「喂,你幹嘛啊,嚇死人啊!」原住民他們都會爬啦,明詮是原住民。幸好最後一組合出來之後,發現太完美了,然後找個阿嬤跟他們相處。那個阿嬤講台語,其實現在小朋友誰聽得懂台語呀?雖然學校有教,但在台北市你沒有機會講呀,所以要怎麼讓阿嬤講的話他們聽得懂,就需要相處。
最晚是爸爸。那時候我希望找一個很嘮叨的父親,但看起來又有點事業,要有點年紀,講話時會一直講理由,什麼事都要講理由。有一天,他們推薦星星王子,他是講星座的,本身就很會講話。有些人一看到就很討厭這個爸爸。倒過來看,很多人問我,為什麼爺爺在罵爸媽的時候,小朋友那麼開心,難道他要不開心嗎?他只有用開心的方法去掩飾他的不開心,因為他們沒有辦法學會怎麼相處,很多小朋友不知道怎麼相處,畢竟三代之間很難得聚在一起。那一場爸媽唱卡拉ok的戲我們全場都笑翻了,這原來是劇本裡面沒有的。有一天,屋主自己在唱歌,後來就著麥克風喊:「導演,你在找我我我我我?(回聲)」我心想,如果他爸媽來談離婚,順便先唱唱歌,感覺不賴,就要工作人員把回聲打開,管叔開始講話:「你們不是喜歡唱歌嗎?麥克風拿起來啊……」小朋友問我那一場戲要怎麼表現,我說,你想開心就開心,難過就難過。

據說現場對戲的時候,有一些台詞是小朋友自發性想出來的?

張:以開心農場為例,我們一定要他講開心農場,但他講得很彆扭,那不是他的詞,他必須加很多東西。飾演兄妹的兩個小朋友演戲是可以啦,但演得很假,我必須造成他們是真的會吵架,沒事就頂嘴呀他們兩個,搶來搶去要惡作劇,這是現實的生活,所以你還是要給他對白,不然方向完全不能控制。還是要安排他們所有的動線,只是有幾個小朋友你跟他講太多戲,反而不會演,要順著他們。

《蝴蝶》是您的第四部片子,您曾說,那部片是您某個創作階段的句點,也可能代表階段性的結論,接下來的幾部片,從《爸…你好嗎?》、《當愛來的時候》到這一部《暑假作業》,基本上皆環繞著親情,調性上也比較溫暖,之後會沿著此一軸線繼續發展嗎?這幾年拍這三部片對您的意義是什麼?

張:不會呀,我會跳到暴力的。
 
其實能拍電影對我而言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,講難聽一點是自私。因為我父母親始終反對,我父親走了,母親到現在還是反對我進這個圈子,有一餐沒一餐的,我自己的公司成立了十二年,助理那麼多,我相信他們的家長也會覺得薪水這麼低,那麼辛苦幹什麼。我母親到現在都反對啊,不管你拿什麼獎,那沒有用的,不能吃飯呀,她希望我當公務人員最好。我們有那麼多社會資源進來,不管是輔導金、政府補助,或是很多的人的幫助,你難道沒有一點社會責任嗎?如果前面的《忠仔》、《黑暗之光》、《美麗時光》是青少年的題材,《蝴蝶》是對父親的質疑,那麼我應該回到這個社會、拍一些探討家庭關係是什麼的片子。家庭組成就三個成份,父親、母親和小孩。當時覺得自己應該要有一點社會的道德。這不賺錢的,《當愛來的時候》還賠錢,得那麼多獎沒有用的。如果我有欠社會什麼,這三部片子應該算是一種回饋,不能說公益,畢竟它還是商業行為,但這種題材沒人拍啊。
 
《爸…你好嗎?》給我很大的感動,這部片是台北電影節的閉幕片,在中山堂放映,中山堂可容納八九百人,假設一半的人是男性,我沒有看到一個不哭的,你要看到一個男生在掉眼淚很難。為什麼會這樣?其實儒家思想一直教育我們,男生對父親很難開口說什麼,所以我一直積極在戲院門口或各個場合告訴觀眾,沒關係,打個電話回家就好了。拍完這部之後,我很想寫一部《媽…謝謝你》這類題材,但人家一聽便說,一定要母親節上噢、要搭什麼商品,我就沒有興趣了。後來就寫了《當愛來的時候》,一個未婚、一個正宮、一個二媽,這三個女生怎麼反映現代台灣女性的身影,希望能一網打盡一半以上的女性觀眾。《暑假作業》只能從小孩子橫切面到都市,畢竟看片的人以都市為主,讓父母親去看的時候有所感覺,但問題來了,作為一部商業電影,讓觀眾去檢討自己,票房怎麼會好?
 
拍電影對我來說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,你有機會做這件事情,要不要有一些社會責任?以前我每一部戲都有一些弱勢的人,不管是蒙古症、弱智或自閉症,我知道這種人放到戲裡面就沒有人要看了。

這部片觸及了成長路上的孤獨,尤其片末,爺爺對大雄說:「你要學會孤獨,因為沒有人可以永遠陪著你的。」能否請您談談這部分?

張:人要習慣孤獨。我自己從小一個人長大,我有兩個姊姊很早就死掉了,生病死掉的,我家以前很窮。我們後來搬來台北,我每天都不在家裡,老跑出去,我家圍牆和門不斷墊高,所以老師來找我們家非常簡單。我的名字叫張作驥,我母親非常後悔,因為「驥」是千里馬,到處跑,我是屬牛,又是做牛做馬,當然這是我母親的說法。但對我自己成長來講,朋友最重要,因為我沒有兄弟姐妹,我跟我爸年紀又差很多,他四十幾歲才生我,我一路成長都靠朋友,但朋友不可能永遠陪你,所以某些階段真的每天都一個人在家,永遠一個人。我記得國三畢業那年夏天大家都各奔前程,暑假期間真的是自己一個人,去哪裡都一個人。我們不要說孤獨,那時不懂什麼叫孤獨,我跟我爸講很寂寞,後來開始就有些興趣,做自己想做的事情,但還是寂寞。
 
長大之後,雖然朋友多了,但你專心的時候就很孤獨,寫作的時候很寂寞啊,像我今天早上在樓上寫東西、看書,那種感覺又上來了。但我發現那是因為我不專心,真的專心的時候不會想到寂寞和孤獨。我的人生觀很簡單,每個人都是上一部火車,最後都是掉到懸崖,只是什麼時間而已。問題是大家不會去看它,因為太遠了。我們大家一起上火車,現在到站了,你要不要下車?你以為下車之後火車不會繼續往後面開嗎,還是會開啊,終點是一樣的。所以我的看法是,到站了,當然要下來走一走啊,不管你現在到了電影圈、寫作,或到哪裡,都下來走一走再上車。有些人一輩子不下車,但還是會走到後面。你真的要自己走完這一段路是很孤獨的。
 
有一天,一個人跟我講:「誰能陪你一輩子?」我聽了很震撼。你覺得呢?誰能陪你一輩子?什麼東西可以陪你一輩子?男朋友、先生、小孩、爸爸媽媽?一般來講,大部分會說老伴。我看到一篇文章,說,興趣才能陪你一輩子。因為你會孤獨一人。像我母親一直依靠我父親,我一直認為我父親走了,我母親會自殺,因為他們倆從大陸坐船,歷經十四天海上漂流,終於來到台灣。她跟我父親的關係是非常濃烈的,當我父親走的那一刻,我突然看到我的母親,覺得她馬上就要走了,結果至今已經八年了,她還好好的,只是變得有幻想症,一直講重複的話。如今,我母親又回到她小時候在廣州時做的事情──看書,她非常喜歡看書,文學底子很高,她是梁啟超的家鄉廣東省新會縣那陣子唯一的一個高中生,我母親是才女。我父親過世後,她非常難過,但她的興趣幫她撐下來了。
 
所以,你要不要習慣孤獨?很早以前,我一直有個想法,工作不用學習,什麼東西要學習?休息要學。休息不只是睡覺,休息一天,你可以睡覺,休息八天呢?你能睡八天嗎?不能。有一陣子,片子一上完,公司的人休息一個禮拜,結果有人第三天就受不了了,第四天就來了,他不會休息。以前沒有公司的時候,弄完一個案子,無所事事,我就自己到處跑。休息是要學的,工作不要學。休息是很累的事情,工作很ok,反射嘛。如果能找到一個休息的節奏,那種自我的滿足感和開心是難以言喻的。我被很多長輩臭罵,你怎麼可以這樣說,工作要學耶,休息不要學,我說,錯了。
 
習慣了孤獨,當它是你的好朋友的時候,怎麼相處變得非常重要,它會產生很多東西。你會找到一個興趣的,其實在孤獨旁邊是很多東西黏在上頭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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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日期:2013/12/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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