強身健體的社會實踐-莊益增談《無米樂》


強身健體的社會實踐-莊益增談《無米樂》

 

採訪/林蔓繻 攝影.整理/王怡之

【引言】我覺得紀錄片導演不要自我膨脹,不要以為拍了一部紀錄片就可以改變世界,可以引發一場大革命。我對記錄片的功能並沒有寄予那麼大的期待,也沒有什麼道德使命,但有關心。希望看了《無米樂》的人也能開始關心台灣的農業,那就夠了,就夠了。──《無米樂》導演 莊益增

劇作家雜誌(以下簡稱劇):拍攝《無米樂》最大的困難點?
莊益增導演(以下簡稱莊):資金。這次是由公共電視出資,大約110萬,扣掉稅金約106萬,扣除製作費,幾乎沒有人事預算的空間,我和顏導演的導演酬勞是8萬。8萬,要做一年。2年6個月的工作時程,實際拍攝期是15個月,中間有6個月的時間請了專業攝影師,因為需要拍攝二機、三機的場景。攝影師無法全程跟通告,大約每週拍2、3天;總共拍了400卷、350個小時,最後只剪出110分鐘,這是一個大工程;攝影、場記和剪輯都是我們自己做,所以再請一位後製助理幫忙key-in、灌帶。
紀錄片的資金少、平台少,還要花那麼多時間和精神去做,所以,只能把記錄片當成一件「作品」來看待,才能不計較成本,我都說:「拍紀錄片是做興趣,做身體勇的。」

劇:為何選擇「稻農」這個主題?
莊:其實一開始我們想拍台灣各種農業的風貌,但是資方也會挑案子。最後選擇「稻農」,因為我們發現嘉南平原的農業模式和鄉村景觀最傳統。像我是屏東人,印象中屏東的農業景觀不斷變化,香蕉好賣就種香蕉,不好賣了就換成菸草、養殖等等。
《無米樂》的拍攝期會長達15個月,主要是我們一直在等,想要觀察WTO對台灣農村實際的影響。農民的議題永遠不會是主流,因為政府不想碰,不管國民黨民進黨都一樣。《無米樂》上映的時候,李登輝、陳水扁、謝長廷、馬英九都有來看,都說了話。老實說,他們說的我根本不相信!那都是檯面話。
我認為整個內閣裡最無能的,永遠都是農委會主委。為什麼政府會讓無能的人當主委?因為處理這議題沒選票啊,政府不向社會談清楚,不向農民談清楚,只想等這些老農都死了就可以算了,政府就是這種心態。
像日本的一些西藥、德國拜耳的農藥,這些他們國內都已經禁用的,還不是照樣銷到台灣來,難道把關的人不知道真相嗎?政府的公信力早就被背後的利益色彩取代了。崑濱伯曾經跟我講過一句很有智慧的話:「台灣人最大的悲哀,就是知道事情的人不說真話。」

劇:《無米樂》獲得「國際紀錄片雙年展」、「南方影展」等獎項肯定,也在院線上映,您怎麼看待台灣紀錄片的前景?
莊:《無米樂》很lucky,得獎算是意外的收穫,票房反應也都很好。紀錄片不會沒前途,只是要養成觀眾欣賞紀錄片的習慣,需要更多平台。像公視的「紀錄觀點」一直在做,每週固定1個小時,但是一年有100部紀錄片,頂多入選15部;我覺得要有一個獨立頻道整天放映紀錄片,至少一周要有2-4小時。另一個是上院線,但是版權在公視,不在我們這裡,賣一個版權也不過4、5萬,我們只會拿到一點點回饋金。
主要的問題還是在於整個大環境已經扭曲,國片沒有資金嘛,大家都靠送免費票來爭取輔導金,其實台灣電影已經死了。像「人生劇展」製作費才120萬、150萬,要拍一個劇情片!3、4百萬拍出來的我都覺得不倫不類,沒有1000萬如何拍電影?新聞局的輔助金一年才撥幾百萬,一部片不過分到3、40萬。有足夠的資金,才能讓導演無後顧之憂,有精力拍出更好的作品。像我跟顏導演算一算,拍這部片一個月收入不到一萬元,身上都有負債,所以得獎獎金對我們而言,算是撿到的。

劇:拍攝《無米樂》是否覺得背負某種道德使命?
莊:我沒有什麼使命啦!拍紀錄片算是我的社會實踐,不過我有關心,不然怎麼會花這麼多時間和精力去做。應該這麼說,我覺得紀錄片導演不要自我膨脹,不要以為拍了一部紀錄片就可以改變世界,可以引發一場大革命。我對記錄片的功能並沒有寄予那麼大的期待,也沒有什麼道德使命,但我有關心,希望看了《無米樂》的人也能開始關心台灣的農業,那就夠了,就夠了。
像《無米樂》在校園巡迴放映,我參加一場校園的座談會,有個女學生一邊講一邊哭,說她看了很感動,想起每次吃飯都沒有吃完,覺得很對不起那些老農等等。另一個農學院的學生問我「對農業政策制定的看法」,我回答他應該去請教他們老師才對。其實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回應,紀錄片所能做的只是呈現問題,但不能提供解答。
《無米樂》背後有一個很大的歷史格局,大部分的人都沒有注意到這點。有個觀眾寫E-mail給我,是個40歲左右的上班族主管階級,是個女孩子,月收入十幾萬,她說從小在台北市長大、唸書、工作,從來不覺得台灣的農民與她的生活有任何關係,但在看了《無米樂》之後,以後新聞報紙有任何和農民有關的報導,她都會去注意、去關心,這才是我要的迴響,這樣就夠了。我們並不知道《無米樂》能夠為農民帶來怎樣的影響或結果,這需要長期觀察,也需要社會長期的關注。

劇:導演認為拍攝紀錄片需要劇本、企編嗎?
莊:很多人問我《無米樂》是不是找人來演的,我認為紀錄片和劇情片的區別在於「演員的可替代性」,那是演不出來的。同樣,情節也很難照著劇本去走,譬如一個人結婚了,說不定三個月之後再去訪問他,他已經離婚了,那是無法掌控的。因為我們永遠不知道,明天會發生什麼事。
除非是拍攝一個事件,比如有個人要競選總統,我們可以從他開始競選拍起,到選舉開票結果出來,才有一個完整的時間點和故事性。所以《無米樂》我只有拍攝大綱,由於場記是我們自己做,所以腦袋裡會有一個清楚的架構,只是沒有很嚴謹地把它寫下來,它可能沒有故事,但一定要有節奏,這是剪片時很重要的一個關鍵。
至於企編當然是需要的,就像一部電影需不需要製作人?需不需要編劇?目前台灣的電影大部分是導演自己寫自己導,有些導演很會拍戲,但劇本不見得有什麼創意,就是因為不重視編劇,所以才沒有好劇本;舞台劇也一樣,台灣沒有一個稱得上經典的劇本,讓各團都可以不斷地演。終歸一句,問題還是在資金不足,如果有足夠的資金,有一個完整的團隊可以運作,才有辦法拍攝出更好的作品來。

劇:有些導演認為國內紀錄片的內需市場太小,想要走向國際,強調格局,您怎麼看?
莊:這問題有兩個層次。第一我要反問新聞局:觀眾在哪裡?新聞局有花精神在培養觀眾欣賞國片的習慣嗎?每年的補助金足夠電影工作者拍出真正的好片嗎?第二個,什麼叫大格局?什麼叫國際化?定義在哪裡?有人認為Discovery頻道拍的就是國際化,其實他們拍的東西很平,沒有深度可言,而且有許多錯誤訊息。尤其是製作亞洲專輯的時候,只是他們的鏡頭很精緻,但那不叫深度。
紀錄片要拍得好看,其實沒有規則可循,頂多是一些技術層面的東西可以教學。像有次到影像設計學校參加座談,系主任問我:現在小孩子人文素養很差,有什麼方法可以改善?我回答:這沒辦法用敎的來養成,就是多看書、看報紙嘛!看些經典的書,看字多一點的大報,中時、聯合、自由時報都好,我覺得最好的就是看《紅樓夢》,但是小孩子看得下去嗎?看電影也是,多看一些經典的好片,像希區考克到現在都還無人能超越。這沒辦法用「敎」的,只從經典裡去思考、去反芻。

劇:下一步有什麼計畫?是否會持續拍攝相關的主題?
莊:暫時沒有什麼計畫。手邊幾個案子在做,多少還一點債務。再過幾年,我想要回屏東種香蕉,也想寫舞台劇劇本,人生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。同樣的主題不一定只有我們可以拍,每個人都可以投入去關心這個議題,繼續去觀察後續的發展。


※ 獎項
2004國際紀錄片雙年展台灣獎首獎
2004南方影展-不分類首獎/觀眾票選獎
2004金穗獎-紀錄片優等獎
2005台北電影節-百萬首獎、媒體推薦獎

※ 導演簡介:
莊益增,畢業於台大哲學系,現於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研究。近年作品,計有選舉紀錄片《拜託 拜託》、《選舉狂想曲》,與農民紀錄片《無米樂》。

顏蘭權,生於1965年,英國Sheffield大學電視電影製作碩士;畢業作品《七日狂想》,入圍台北電影節劇情片類組。導演公共電視《跨》系列紀錄報導、《同性戀影音集》、《民眾音樂漫遊》、《城鄉新風貌》等宣導短片7部、《「DIY」追尋underground音樂之旅》。現任吳念真工作室、大乙傳播公司、子易電影公司特約導演。《共震-921地震記實》為2000年台北電影節獨立創作參展作品。

(轉載自劇作家雜誌創刊號)

更新日期:2006/04/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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